一、
连努尔哈赤都没闲着。不是没钱没粮打仗吗？那好，我就主动减少人口，省出钱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啊！
当然，被主动减少的人口肯定是那些不甘为他所豢养、为他提供粮食和工业制品的汉人。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历数汉民不忠，叛逃不止，命令八旗贝勒、大臣，带领兵士，分路前往，屠杀反金官民。他谕告群臣说：“我等常豢养尼堪，而尼堪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甄别屯中之尼堪。——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那些领兵的贝勒、大臣领得汗谕，大开杀戒，哪里还顾得上去甄别。他们逢人便砍，见人就杀，搞得辽东天昏地暗，十室九空，也使得辽东以外其他明国辖地的汉人，闻之“肝胆俱丧”，切齿痛恨。这次大屠杀究竟杀了多少人，清朝官书没有记述，但从生员之例，可以有些了解。辽东25卫中，有14所学校，即一个都司学和13个卫学。到了天启元年，即金军人驻辽东之时，辽东地区的生员，少说也有几千人，很可能有一二万人，但是经过屠杀后，除了早已逃入关内得以保全性命的生员外，辽阔的辽东地区，只剩下300余名生员，可见其杀人之多，诛戮之惨。辽东军民更加厌恶金国统治，“叛逃不止”，没有多久，强迫编隶拖克索的尼堪阿哈竟“逃亡殆尽”，连相当多的汉官都动摇了，也反对这样不分官民见人就杀的野蛮罪行，暗和明国秘密联系，待机反正，金国的统治更加不稳。
二、
在整个天启五年，王进贤的工作重心都放在对山东省的改革和登州、莱州的深化改革之上，他知道时不我待，他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在这三年时间里，他必须拥有巩固的根据地。因为过了这三年，作为阉党骨干分子的他不可能不受到崇祯帝的清算。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没有一支足够强大且忠实于理想的武装力量，那么到时候被清算的概率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后金政权的抗击，只有给予后金政权以足够的压力，后金政权才无法纠集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压迫山东镇布置在辽东半岛上的力量，更不要说给山东省以压力了。只有这样王进贤才可以放开手脚在山东省大兴改革之风。
在整个天启五年的春夏秋三季，王进贤虽然人不在辽东，但是根据他的命令，山东省三大野战营——登州营、即墨营、文登营，以及两支主要水上作战力量——水师右营和水师中军营，根据山东省总兵府参谋总部的规划，都在一刻不停的对复州、盖州、海州，乃至辽阳进行大规模的武装骚扰，这种骚扰密度之频，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都超出了后金政权的预想，也使得他们无力应对。直到临近封冻，对于辽东半岛的骚扰才偃旗息鼓。而此时，已是深秋，后金政权在复州和盖州的农田颗粒无收，即使在海州，也有一多半的农田绝收。
这个冬天对于后金来讲是十分艰难的，对一个国家、民族、政权来讲，对一个家庭和个人来讲，如果没有粮食，没有保障生存的根本，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无。后金政权屠杀了大量的汉民，不但没有有效减少争食的嘴巴，反而使得大量土地撂荒。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后金政权的经济体系已经崩溃。一个依赖抢掠来维持的政权，连着三年抢不来东西，坐吃山空是非常可怕的。
站在后金统治新的中心——沈阳举目四望，西面和北面是蒙古诸部，穷的掉渣，没什么油水；东面是朝鲜的北部并驻扎着明军毛文龙部，同样没什么油水，中朝边境崇山峻岭，打起来还挺费劲；东南面是辽东半岛，王进贤那里倒是有些油水，但是所有好处都集中在严密防守的两个城堡——金州和旅顺中，而且王进贤点子很硬，不好对付，去那里抢东西费效比太差；辽西的油水也很足，可惜这几年负责辽西防务的是孙阁老，他在辽西步步为营，严防死守，只怕是硬闯过去占不到什么便宜。熊廷弼在辽东主政一年，孙承宗在辽西主政三年，努尔哈赤几乎没有任何妄动，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倒不是因为努尔哈赤担心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不如辽西的明军，而是由这个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的性质决定的。后金政权是一个军事奴隶主政权，武装力量是其政权的核心和支柱，其武装力量的作用不是用来保家卫国，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是为了对内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对外用以进行抢掠以改善生活的。这支武装力量对外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抢掠，这和皇太极时代带有开疆拓土意味的作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国家战略是开疆拓土，那么相应的军事上的战略应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占据敌人的领土；而国家战略如果是仅仅抢掠，那么就必须要讲求性价比。在熊廷弼和孙承宗主政的时期，不是说努尔哈赤等奴隶主贵族预判后金部队的作战一定会失败或者抢不到东西，而是因为他们预判：明军组织有序、防备严密，这么去抢的话，费效比不高，抢到的东西不会太多，相对的损失就可能会显得很大。
三、
然而，高第的上台给了逆境中的后金政权以难得的机会，这么说似乎高第的责任很大。或者换个说法高第的责任会显得小一些——由于孙承宗和高第之间工作的交接，以及明朝统治整体的腐化，给了后金政权以朝思暮想的机会。在明末，一个事情怎么一个说法，怎么定性是非常重要的，牵涉到相关官员政绩。于是乎，有功劳拼命的抢，有问题拼命的推，就是没有人想担责任，没有人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直到把一个花花锦绣世界吵了个一干二净。如此看来，像袁崇焕、毛文龙这样的官员，着实是明末的异类，如果能有张居正那样愿意使用循吏而不是清流的执政大臣掌控大局，未必不能像戚继光、李成梁那样做出一番事业。
天启五年十月五日，阉党内阁正式任命高第以原官（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同月十五日，批准孙承宗回籍养病。高第接任辽东经略后，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从锦州、右屯诸城撤防，这些地方只供哨探过往休息的场所，原驻防将士都撤到山海关。
孙承宗在山海关督师四年，曾先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开拓疆土四百里，开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可以说是井然有序。然而，高第到任后立即下达了从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诸城撤退的命令。无论如何显得太仓促了一些。
其实，撤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张书记来了挖，李书记来了填，刘书记来了又挖又填。在人治的时代，主政的官员各领风骚三五年是十分正常的，甚至有些官员是在用行动特意彰显自己与前任的不同。但是在大明这颗腐烂的大树上，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就轻率行事，那么任何奇葩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高第大概以为一纸命令就可以如臂指使，运动自如，实在有点书生意气。最终，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最终被搞得混乱不堪，更像是一次大败退。据史料记载，这次撤退行动“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这个记载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其执行的整个过程极其混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次撤退的一个结果是至少有大约万石的粮食被遗落在右屯卫。在这件事情上，抛开对个人品质的认识，以及对孙承宗、袁崇焕和高第作为谁对谁错的判断。王进贤不想评判，也不关心，这是一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当然，袁崇焕之后守住了宁远城，屏障了山海，为自己的说法赢得了一个最好的辩护，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为自己在争论的天平上加了一颗重重的砝码，这是高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可以说尽落下风。真正让王进贤感到痛心不已的是，在与后金的对抗中，经济战的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其重要性甚至远远大于军事战。然而这次混乱的撤退行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既在军事上让后金看到了出击的机会，又在经济上让出兵的后金政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明末的军队远不是一支如臂指使、说一不二的军队，有着各种陋习和问题，需要用兵者——特别是仅仅口衔天命的书生用兵者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也是熊廷弼、孙承宗等人花费大量银钱、采用筑垒防御、节节推进的手段、而不是轰轰烈烈地和后金政权正面交锋的原因所在。实在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系统bug太多，稍有不慎就会崩溃。大明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只能依靠自己庞大的家产、诡谲的心智，去和后金这个活蹦乱跳的生猛后生对阵了。一次普通的军事撤退行动，没有敌人压迫，没有上级催促，居然还能搞得鬼哭狼嚎、丢三落四，实在没法让一直在一旁窥测的、又饥又饿的野狼不产生扑过去大吃一顿的想法。撤退事件的当事人，无论是高第还是袁崇焕，无论怎么推卸责任，都无法消除此次后撤行动导致的后果——让一只饥肠辘辘的饿狼闻到了血腥的味道，纠集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前来。
【1】《明史?袁崇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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