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万历47年的秋天，开原、铁岭失陷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明廷将杨镐逮捕法办，处以死刑。为了挽回辽东败局，熊廷弼受命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经略辽东。熊廷弼在肃杀的秋风中来到北京，听闻开铁失陷，上书皇帝：阐明要收复开铁的原因，力主保辽沈，主张调兵、发饷、造武器，并恳请皇帝不要听信谗言、误国误臣。多年不理朝政而又病魔缠身的明神宗，一切允行，并赐熊廷弼尚方宝剑，以重其权。
八月，熊廷弼带领着京营羸卒八百人出关。他一到辽阳，就斩了临阵脱逃的游击刘遇节、王捷，弃城逃跑的铁岭游击王文鼎等，设坛躬祭抚、清、开、铁死难军民。游击陈伦贪污军饷三千二百四十两，熊廷弼知道后，立斩以徇，说：“有贪淫如伦，法无赦。”全军受到震动。因开、铁相继失守，劾李如桢“十不堪”，罢职，以李怀信为镇守辽东总兵官。同时表彰贺世贤，以奖励敢战。熊廷弼决计采取“坚守渐逼之策”，以守为攻，集结了18万人马，与后金对峙。
每每和卢国仕谈起熊廷弼在辽东的所作所为，卢国仕都十分钦佩，他甚至担心没有杀建奴的机会了。
王进贤经常和他说起这些事情，就是担心卢国仕因为自己总是练兵而不出兵，产生其他想法。听到卢国仕的乐观想法，他摇摇头：“一年，还有一年的时间。战火就会烧到我们跟前了。”
卢国仕张着大嘴无法合拢，显然这种设想超出了他对形势的判断。
这一年之中，明军的战守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进，连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自此之后的一年中，明金之间再无大的战事。泰昌元年八月，哈赤率兵攻打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辽东的局势逐步稳固下来。可见，明军并非真的不能战，后金也并非神一般的不可战胜。甚至用不着王进贤搞什么工业化，封建体制下的大明对于后金还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即使辽东经略得当，也不至于害怕后金。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都能独立战胜游牧和游猎民族，何况坐拥天下的大明帝国。胜与不胜的区别不过在于“赏罚分明、用心谋划”八字而已。泰昌元年，熹宗初立，熊廷弼被冯三元、顾慥等人弹劾，被熹宗下狱。从此，辽东的局势一下子又险恶了起来。当然这一切不能告诉卢国仕。
王进贤：“历朝历代，祸事皆起于萧墙之内，而非国门之外。”
卢国仕：“难道——”
王进贤摇摇头：“天机不可泄露。你如果要杀建奴，可以去防汛营协助一下齐仓，顺便学一学战阵之事。”
二、
一年，还有一年的时间，必须有效利用这一年的时间。王进贤盘算着，指望着工业项目一时间持续提供大批的军饷还是不切实际的。泰昌年之后，粮食的价格有涨无降，是个人就能判断出来，依靠期货市场输血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在海路上有所斩获。王进贤指示周道明加紧与管大藩的联系，务必在明年出海。出海，带走霍世刚是没问题的。霍世刚忠厚勇猛，在士兵中素有威望。但是，霍世刚不会经商，不识文字，不善于交际，自己出海不过是为了了解情况、开拓市场、趟趟路，不可能次次都随船前往。管大藩精于水战，对于航海很有经验，但是同样拙于经商。王进贤现在可以支使的人，掰着手指头都算的过来，经济战线只有卢国仕一个人。经济是基础，把宝都压在卢国仕身上，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卢国仕听完了王进贤的担心哈哈大笑：“王把总，不必担心，自从你上次跟我说上阵杀敌的事情，我就知道，如果不找到人来替我，王大人是说什么也不会放我走的。”一阵笑声之后，他接着说：“因此，我为你物色了两个人来代替我。”
王进贤一挑眉：“哦？快说。”
卢国仕：“杨希舜【1】，开原商人，当年和我一起在辽东经商。他的家在开原，都被建奴毁了。辽东战事吃紧，他在辽东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于是便来找我。这个人木讷少语，认真细致，就是胆子小，但是做事极少出纰漏。”
王进贤点点头：“好。还有一个呢？”
卢国仕：“还有一个叫程春宇【2】，新安人，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自幼丧父，从小就在外经商，白手起家，挣下偌大的产业。他踏遍大河名川，正在写一本《士商类要》。常常和我说，要是能出海，看一下异域风情，补充到书中就更完善了。这个人出海最合适了。”
王进贤听了大喜过望：“这两个人在哪儿？”
卢国仕：“杨希舜被我留在登州粮米期行帮忙，程春宇前两天来找我，被我留下了。明天，你抽个时间，我安排一下，见个面。”
王进贤：“不要明天，现在就去给我找来，关于人才的事情，我总是有时间的。”
【1】杨希舜：传出“七大恨”的四名商人之一。
【2】程春宇：明朝商人，《士商类要》的作者
三、
“你说，程春宇为什么会拒绝我们。”王进贤问卢国仕。和两位商人的会面很愉快，但是程春宇拒绝承担今后行商日本的责任却出人意料。
“我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拒绝。不过他并没有拒绝这一次出海倭国。”卢国仕答非所问。
王进贤只好自己推敲：“他不拒绝出海倭国是因为他要为《士商类要》这本书积累素材，这说明他的心思都放在编书上。我看过他编的书，为了方便记忆，还编了顺口溜，真是下功夫。他不缺钱对吗？”
卢国仕：“他现在家财万贯，当然不缺钱。”
王进贤：“人生在世，除非看破红尘，看破世态炎凉之外，不过名、利二字而已。”
程春宇不缺钱，而钱太多了也没有意义。无论在明朝还是在21世纪，当某个人赚钱超过一定数值，更多的钱对于他个人的生活而言就没有意义了。在明朝，没有财富榜，也没有打造世界500强企业所受到的尊重而产生的激励，相反还有横祸加身的威胁。明初，国家初建，社会上的反对势力依旧存在，迫切需要对于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以及大量的财力恢复民生，类似沈万三一样的商人首先成为祭品。明末，面对危局，以及更为致命的国家机器的失灵，统治者有两种办法来敛财，其一就是更加残酷的剥削劳动人民，比如万历和崇祯，结果众所周知，就是政权的倒台；其二就是打击大户豪强，比如天启，而在大户豪强之中，无权无势的商人是最容易收拾的，因此类似吴养春一样的商人毫无意外的最先成为倒霉的牺牲品，而不是有权有势的权贵。因此，在明朝，很多商人在完成一定程度的积累之后，往往不再追求更大的财富了。或者自暴自弃，纸醉金迷；或者转而追求自身的尊严。而这种尊严的获取，往往需要得到士林的认可。写书就是体现其文士风范，留名千古的不二法门。21世纪的人很难想象，印刷出版业居然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发达的行业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众多的士子希望考取功名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大量商业资本的注入。商人需要尊严和地位，士人需要金钱，于是二者很快结合在一起。建阳商人余象斗在其1599年出版的历书《万用正宗》中，不但将其笔名“三台”印在封面和每卷卷首，还用自己的名字粉饰扉页和版权页。而且在目录的后面插入自己的肖像画。在画中，余象斗摆出一副读书人的模样，面前摆着笔墨纸砚，除此之外，优雅的庭院、考究的家具、精美的茶具都体现出一种刻意的雅致。而士林一方也以很大的诚意拥抱着金钱，从看破功名、弃巾入林的陈继儒，到差一点就进入内阁的宣党领袖汤宾尹，都是书商们追捧的知名畅销书作家；曾经做过首辅的、扳倒严嵩的大名臣徐阶更是为了不菲的润笔费写了一些相当肉麻的墓志铭。
为了招揽程春宇，王进贤也抽空翻了翻《市商类要》的书稿，发现其内容不仅仅是行走全国经商的百科全书，更包含了程春宇对于商人哲学的思考，符合儒家学说的商人思想或许才是程春宇在书中最为呕心沥血的部分。或许，钱和权对于程春宇吸引力不大了，但是名还是有吸引力的。
作为一个领袖，王进贤最需要考虑的，就是人才问题，没有人才，纵使万事俱备，也终有败亡的一天；有了人才，纵使白手起家，则一切也都会有的。而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物，领袖需要清楚的知道人才的需求和渴望，凝聚力量，共同发展。
怎么才能满足程春宇呢？
让士林普遍接受一个商人，并将捧之到一定地位，这是革命的结果，在眼下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王进贤目前手中的权力显然也无法满足程春宇的胃口。那么，此时，作为领袖便只有一个办法了——画大饼。
四、
在多次的交谈中，王进贤不经意地提起了自己创造的学说：“明天理，谋发展，致良知。”程春宇果然十分感兴趣。
王进贤：“我读过程先生的大作，程先生主张商人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主张合法经商，要及时缴纳税款，这都和我的说法不谋而合啊。我前几天还和国仕说，不管商人还是农民，都要按时纳税，朝廷收了税款，则应该为天下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程春宇：“我听说王大人讲，无论商人还是农民、士子，都在社会中起到了作用，而且商人经商和农民种田还是士子们探明天理的基础。”
王进贤：“不错，要是没人种地，天天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天理。”
程春宇的眼睛一亮，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说法的关键——平等，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法理上的，同时也包括精神上的。这和那些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的眼睛很快暗淡了下去。
程春宇：“朱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王进贤心中暗骂：拿这种问题为难我，还不能反驳，现阶段朱子的学说是必须保的，否则天下的士林怕是都要与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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