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前顾后，杨嗣昌便把于望拿出来说事，以他作为理由，来阻止蔡国用人等的拍脑门决策。
在杨嗣昌的想法里，国朝难得有此空前大捷，一切当得小心谨慎，来保存胜利果实。
尽管国朝官军人数不少，但是不堪一战，其军伍的糜烂程度比起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还是用倾国之力才养活了这班“兵大爷”，就算是破罐子，也不能破摔。
如今天下的局势可谓是危如累卵，朝野上下却并没有几个亮眼人。
正是大明这种优待文人的政策，造就了一批腐化、愚昧，但知追逐名利，以豪华服饰、奢侈享乐、游逸宴饮，竟相攀比的特权阶层，他们活在醉生梦死的另一个世界里，国家的兴亡变得遥远无比而且关他们屁事？
然而也正是这些崇尚清谈逸乐，纵情声色之徒掌管了国家大权，这些所谓的国之柱石、精英，对于国朝大运的日薄西山，国势摇摇欲坠将要崩塌视而不见，生眼如盲。
在这些搅屎棍的努力下，不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他苦心筹谋的“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整体来说，大明在内忧外患之下，已经是被折腾了十几年，也已经是奄奄一息。
看着皇帝被鼓动的心动，一直温文遐迩的杨嗣昌肚子里大骂：狗/娘的！一班虚骄嘴炮不负责任之辈！要决战，在清兵刚入关的时候就可以决战了！然而，国朝就这些烂家底，要是一朝尽送，不出几年，自己就垮了！
不要看现在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四面合围，什么趁胜追击，什么一举绞杀，什么让鞑虏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这能办到吗？
如今大明各地武将军阀化日益明显，中央朝廷的威信力和掌控力大大衰弱。
强敌面前，很多地方武将都有保存实力，不愿打硬仗的心思。对于这种局面，朝廷对各镇总兵，往往只能以忠义激励，却不敢过份严责，就怕激出意外变故。
至于普通官兵大爷，他们“索饷”则强，赴敌则弱；杀良冒功则强，除暴救民则弱。
如果大明官军稍稍争气一点，让我腰杆子稍微硬点，老杨我何尝又不想痛快的痛击鞑虏，以此青史留名？
这个乱世的明军向来的作风就是先胜后败，不要看薛国观等人现在信心满满，但是只要一场大败，或者风吹草动，他们马上就是缩头闭嘴，什么责任都是一推二五六，置身事外。
此辈堪称亡国利器！杨嗣昌痛恨的心脏隐隐发疼。
“知道当时于望在率军回开平修整时，给本官书信发牢骚，最烦的是什么？就是明明隔了千里，却还在背后指手画脚的人。这种惨重的教训，本朝在萨尔浒大战就发生过···。”
“隔了上千里，对前线形势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对战局的变化更不可能及时作出适合的应对，凭什么要求在外的将帅听命从事？所以我汉家兵书有云：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这些还算好，更有一些惹人憎厌的，就是视前线将士性命为攻击筹码，不悯怜战士为国征战的忠勇，反倒用来攻取政敌。···每日就是在背后做各种龌蹉事，比如克扣军粮来掐死大军生存的命脉，比如不听号令差遣，坐视友军孤军奋战，他们只盼着朝廷官军损兵折将，半点仁心也无，···。”
听着杨嗣昌的滔滔不绝，崇祯的心也慢慢的静了下来。
于望，是他极为信任和希望寄托的人。
这样一个国之忠良，说的话自然是要重视的。
况且杨嗣昌说的话不无道理。
只是杨嗣昌嘴里说的有些人借葬送前线将士的性命来攻击政敌，自己为何一无所知？
听着杨嗣昌的竭力反对，崇祯叹了一声：“罢了！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眼前既然已经把军略军事大权一体交托与周廷儒，那朝廷剩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结果。胜则赏，败则罚，适时走马换将，以应新局。”
蔡国用刚想说话，却被杨嗣昌拦住。
“设制天下兵马总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统掌各路兵马，以便及时应对军机敌情。要是对在外作战的官军还指手画脚，作何置督师？朝廷干脆直接遥控各路将帅好了。不过···”
说到这里，杨嗣昌话又一转，“如今我军新胜，锐气正足，是该驱逐鞑虏出关的时候了！此次只要小心操持，顺利驱逐鞑子出关就好，料得此次战争，我大明官军前后杀敌甚多，满清已经胆寒，再来侵扰已是不能，可谓能争取到几年难得的安定时间，···只是天津那里绝不能贸然决战，还是得相信在外周廷儒的判断。”
看到崇祯皇帝已经同意了杨嗣昌的说法，蔡国用大为恼怒，只是这种人争功夺权是老手，但是让他真正的顶着皇帝的心思反着干，那是万万不能的。
于是，他眼珠子一转，转而攻击杨嗣昌的治国政策：“如此说来，杨阁部心意已定，终究是要对鞑虏决议主战了？”
杨嗣昌的政策，天下皆知，那就是他主张和关外主和。
对于这种情况，早先在京师的朝会上就有过一番吵闹。
时清兵劫掠京师东南，工科给事中范淑泰质问皇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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