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秋的满清入关，在巨鹿之战中，卢象升战死，令天下大震。
大明朝自与后金开战以来，虽多次损兵折将，但尚未有督师战死的先例.而另一主帅总监高起潜也是兵溃不战而逃.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惨败。
在这过程中，高起潜竟把卢象升的死讯隐匿不报，他以自己小人之心度卢公的君子之腹，竟然一口咬定卢公畏罪潜逃，想诬陷卢象升遇敌退却不战的罪名，从而减轻自己兵败的罪责。杨嗣昌得到得到他信誓旦旦的报信后，便疑心卢象升是否真的战死，几番派人验视。继而到后来，顺德知府于颖派人在战场上找到了身穿孝服、遍体鳞伤的卢象升遗体，据实上报朝廷，这才弄清了真相。
至于当时于望的官兵在旧战场上没有找到卢公的尸身，却是晚了顺德知府一步。
可叹在这个时代，忠臣往往没有好报，卢公一生精忠报国，在朝野却是得罪人无数，他为国战死，八十天后遗体才被入殓。第二年，象升的妻子王氏请求给予抚恤，第三年象升的弟弟象晋、象观又一次申请，朝廷都不答应。很久以后朝廷才追赠象升为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予公祭、公葬，荫封子孙为世袭锦衣千户。福王在位时又给他追加谥号为“忠烈”，修建祠堂予以祭祀。
或许卢公本身并不在意这些身后之名，但是汉家的英雄结局大都是如此，所谓英雄“流血又流泪”不外如此。
当然了，在明末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个力图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孙传庭也是得到了如此遭遇，他一生也是为大明朝沥胆披肝，于渭南战死，其马革裹尸，年约51岁。
《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然而孙传庭虽然战死，但满朝诸公在以往大都被他得罪了干净，便纷起诬陷，崇祯也认为他诈死潜逃，于是没有给予赠荫。
结果这位汉家杰出的好儿子，还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居然被“我大清”追谥“忠靖”。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明末这种上下集体道德沦丧，统治文官腐烂到根的情况下，这样继续颠倒黑白的执政下去，令忠良枉死，有识之士寒心，小人继续得志的大局蔓延下去，这国朝不覆亡，还真是没有天理了。
至于这次鞑子入侵中，还有一位所谓的“笑柄首辅”刘宇亮这人，他能耐平庸不说，办事还糊涂。
早先他在南下的“督查”官军作战的时候，闻风有清兵的动静，撒腿而逃晋州，结果晋州知州蔑视之，闭门不纳，于是他便弹劾晋州知州陈宏绪，引来一大堆麻烦，还让崇祯皇帝下旨训斥了番。
后期他跑到天津后，为了展示首辅的威严，所谓狮子挑软的捏，又疏论诸将临敌退缩，奏疏上论及弹劾保定总兵刘光祚，崇祯于是下诏要斩刘光诈于军前。
刘光祚这个人，以剿匪起家，在以往绞杀流匪军的时候，立功累累，就是这次鞑子围城保定，虽然他坚守不出，但是毕竟清兵还是无功而去。刚好在刘宇亮弹劾他的时候，他报武清捷，刘宇亮闻讯马上改弦易辙，复而拜疏请宽。
对于这样糊涂的人物，办事一事无成，徒留笑柄，前后言行不一，朝三暮四的，崇祯帝真是受够他了，于是怒罢刘宇亮，改派阁员周廷儒到天津坐镇。
自卢公的巨鹿战死和于望的漳水大战撤军的消息传开后，整个明国腹地的官军全面崩盘，就再无敢言战者。
在于望引兵突围后，清兵再无敌手，兵锋所向，千里之内，善于驰骋的满蒙骑兵，千千万万，飞驰起来如一股狂风卷地，箭锋指处，明兵纷纷披靡。
朝廷虽调集大量兵马，号称39万5千人，但“援师无一矢相加”，清军占领临清，明军却远远移师到威县，清军攻河间，明军远走山西，而且沿途大肆劫掠本国百姓，“所过一空”！
清军到了青州、兖州一带，蓟辽总督赵光卞却驻军千里之外的良乡，按兵不动。多尔衮看透了明朝官军人数虽多，但是兵熊熊一窝，才放心大胆的随心所欲的行动，如入无人之境，迟迟迁延不去，甚至十万清军在莒州放马一个月，如在自己国中一般。
其中，在清兵的运动中，在于望归去后，多尔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大干一场。于望走后不久，清军按照先前战略，遂自东昌渡运河，直趋山东济南。
在这个时代，国朝官军对上鞑子兵，已经是畏敌如虎，闻风而逃，对于清兵的动静是两眼一抹黑，打起仗来，完全是天聋地哑，一切作战指挥都如在梦中，如在鼓中。
崇祯十二年正月，正值于望率军在开平整编和休整，清军攻入山东。时朝廷诸公以为德州是清军南下的必经之地，于是这班文官“运筹帷幄”，杨嗣昌更是传檄令山东巡抚颜继祖率兵扼守。于是济南空虚，止有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势弱而不能守。清军从畿辅而西，抵山西界，复折而南，绕开德州，下临清，渡会通河，直插济南城下。
清军两翼兵马纵横奔腾在山东大地，他们在多尔衮的指挥下，绕开德州，会合于济南城下，一天之内，城破，巡按御史宋学朱刚一上轿，听说城陷，衙役们丢下他全跑了，清兵冲上来，将他杀死，德王朱由枢、奉国将军朱恩赏等都在城破后被俘。
或许是为了报复在漳水之战中受到的惨重伤亡，清军大举屠城，战后，清理城内尸体，竟多达13万具！整个城里的财物被劫一空，清军饱掠后，转劫掠山东其他城镇16处，明军姗姗来迟的援军虽然在遥遥尾随，却不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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