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进贤在山东忙着，魏忠贤在北京也忙着。作为新的皇权全权代理人，魏忠贤开始大展身手。你还别说，甫一上任，这个文盲的一招一式还真是有模有样，不用说，肯定是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首先就是继续打击政敌。在这件事情上，突出的显示出魏忠贤的流氓无产者风格，简单直接粗暴——肉体消灭——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没有底线，不计后果，无限扩大化——赶下台还不够，还要捏造罪名，赶尽杀绝，先有“六君子案”，再来“七君子案”，凡是上了魏忠贤黑名单的，假以时日，都难以逃出生天。显示出魏忠贤除恶务尽、战斗不息、不计后果、不留余地、根本就不是一块搞政治的料的小混混的政治斗争风格。在肉体消灭的过程中，阉党还对受害人施以酷刑，这倒是不能说一定是魏忠贤的授意，或者说是魏忠贤的本意。但是魏忠贤所拔擢的锦衣卫这批人都和魏忠贤一样，属于地皮无赖之流，与魏忠贤有着共同的恶趣味和价值取向，实施酷刑、屈打成招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他们必然的招数，所以魏忠贤对酷刑之类的事情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因此对汪文言、杨涟等人的迫害，虽无魏忠贤的明旨，但是魏忠贤难辞其咎。这完全不是士大夫们斗争的风格，也不属于正常的政治斗争。想一想徐阶和严嵩之斗；高拱和徐阶之斗；张居正和高拱之斗，无一不给对方留有余地，也不以杀伐、残忍为能事。
所谓的“东林党”只是一个无组织、无纲领、无定员的朋党。其实是否是朋党也两说，起码被列为东林党的成员不承认自己是朋党。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因此东林党人总是把自己的政敌称为“邪党”、“阉党”、“齐党”、“楚党”，对自己却只称“正人”、“君子”，连“东林”二字都极少使用，“党”字更是绝口不提。同理，“东林党”是他们的敌人指认的，而真正使“东林党”扬名立万、名垂青史的也恰恰是他们的敌人。如果，“东林党”的作为仅仅是在万历年间和所谓的“邪党”进行正常的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他们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名气，“东林党”这个名词很可能会淹没在史海书林当中。“东林党”比之他们所谓的“邪党”确实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先进性，但是总的来讲，二者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差别尚不大。是魏忠贤的介入使得“东林党”不断的明晰化，同时也具有了很大的正义性。在打击东林党的过程中，阉党也逐渐形成。作为阉党领袖，魏忠贤也确确实实使得所谓的“邪党”变成了真正的邪党。
二、
大约在天启四年冬季，在阉党臣僚们于奏疏中不断揭批东林人士党私误国的同时，一些政治传单式的小册子，如《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盗柄东林伙》之类，纷纷问世。这一类小册子最初并非用于宣传，而是为了让大权在握的文盲魏忠贤和他在宫内的助手们了解朝中的政治格局，对朝中比较重要的官员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做一番认定，以利于当他们办公时分清敌我，避免误漏。这些小册子颇显魏忠贤及其小伙伴的恶趣味。比如《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梁山好汉排座次为蓝本精心编制了东林骨干109人，除被称为“托塔天王”的李三才外，正合36天罡、72地煞之数。《盗柄东林伙》中的“盗柄”和“伙”，就充满了恶意，内容上也“词极丑诋。”这些恶趣味，凸显了魏忠贤及其亲密小伙伴在政治上的无能、趣味上的低俗，也昭示着阉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而在《三朝要典》这件事情上，阉党展示出了高出魏忠贤及其狐朋狗友认识水平的政治斗争高度，这就不是阉党中魏忠贤及其亲密小伙伴们的作为了，显然是阉党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原来所谓“邪党”之流的杰作，但是不免沾染了魏忠贤之流低俗的价值趣味。
天启五年初，阉党刚刚获得政治权力，立即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树立全新政治意识形态的活动——为“三案”翻案。这绝不可能是出于魏忠贤本人的意见，作为一个文盲，他同他的小伙伴们一样不可能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什么见解。能够出于如此高度去开展工作、打击东林一党的，只可能是当年被东林党攻击的所谓的“邪党”之流。
“三案”即是影响明末的三大宫廷案件——“梃击”、“红丸”和“移宫”。其中“梃击”一案出现在万历朝，万历皇帝对于这个不明不白、牵涉甚广、又对国计民生没什么太大意义的案件，采取了果断处置、不预扩大追究、减小其影响、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方针，显示了其高明的政治见识与手段。“红丸”一案出现在泰昌朝，“移宫”一案出现天启朝，这正是所谓“众正盈朝”时期，所谓的东林一党，利用掌权的的有利形势，不但在“红丸”和“移宫”两案上取得巨大的优势，而且还为“梃击”一案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定性，在排斥政敌、夺取权力和争取舆论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在所谓“邪党”眼中，为“三案”翻案，不仅仅是打击政敌、攫取权力的手段，这些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更重要的是，在十分重视名节的明末，这是一个为自身正名、全面洗刷耻辱、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彰扬阉党之“忠正”、确认其统治合法性的手段。
天启五年，登上政治舞台的阉党中人纷纷上疏，议论早已时过境迁、对于国计民生又没有什么影响的“三案”，着手进行翻案。但是仅仅进行翻案是不够的，阉党不仅仅需要为自身正名、全面洗刷耻辱，在现实政治中还需要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确认其统治合法性，他们更希望青史留名——而且是作为一个光辉夺目的好形象。因此，在天启五年的五月和六月，由吏科给事中杨所修出面，两次请求将有关“三案”的情况和资料汇编成书，仿照《明伦大典》之例，刊行天下。【1】皇帝（当然只是名义上的）立刻批旨准行，并且在九月再次主动提出“将诸奸罪状及守正诸臣向来疏揭并近日屡次明旨，俱著史臣编辑成书，颁行天下，垂示将来。”【2】天启六年五月，《三朝要典》定稿，大工告成，从开馆计，先后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六月十九日，朝廷举行了进书大典，天启帝亲御皇极门内殿，顾秉谦等恭捧《三朝要典》正本进上，百官致辞称贺，大大地热闹了一番。此后正本送皇史宬收藏，副本则发礼部刊刻，赐给百官、颁行天下。从理论上讲，《三朝要典》是皇帝亲自出题，亲自定名，亲自简员修纂，亲自审稿作序，一切出于圣裁，是一部完全钦定的著述，经皇帝之手，“三案”遂成铁案，不容置疑，从而在最高标准的意义上确立了阉党的正统意识形态。
为了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魏忠贤政府的另一重大措施是毁禁天下一切书院讲坛。东林以书院起家，以后立院讲学之风大盛，各地建立了许多书院、讲院，包括在京师的“首善书院”。可以说，东林一党正是通过书院在组织上加以串联，在思想上加以交流，在舆论上加以宣传，极大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在思想上的一言堂，为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所不容。但是说起手段来，还是魏忠贤一党简单粗暴——硬性加以禁绝，引起天下读书人的不满。除禁绝私学之外，阉党又禁止私刊书籍、控制言论自由，希望能够人为制造一个清平世界。其实，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为了表面的和谐，以强制手段防人之口甚于防川，使得小震荡不能释放，那必将会集聚力量，引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动，这也正是凸显魏忠贤之流愚昧和短视的地方。
【1】《明伦大典》是嘉靖初年对“大礼议”进行的一次总结性记叙，集中体现了嘉靖帝的意志。
【2】《明实录》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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