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工业的发展，王进贤对登莱地区的农业开始了更为激进的改革——农业承办责任制、包产到户。
工业项目的利润远超农业，17世纪的中国依靠在陶瓷和纺织上的工业能力富甲天下。而王进贤此时依靠军火、玻璃、座钟等项目，也是财源广进，用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改革成本。和王进贤合作的登莱地区士绅地主们同样挣了个盘满钵满，那么他们在乡下的那点土地农业，所占财富产出比就几乎不值一提了。即使没有王进贤的出现，登莱地区的地主也早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他们合族在城市买房落脚，而在乡下的土地则由奴仆去经营。更不要说江南、福建等富裕地区了，城市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地主贵族别无二致。也就是说，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主早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财主了，很多都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他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是货币化的财富——直接收取银两，或者将粮食变卖成为白银等一般等价物，而不再在手中保留实物形态的粮食。而王进贤的出现，将他们的胃口变得更大了，对于他们来讲，农业的收益简直不值一提，有时候甚至可能是一种负担。因为按照朝廷的思维，农业是国家的主要财赋来源，是各种加派几乎唯一的着力点，朝廷的各种机构与政策同样是围绕征收农业税而设立的。因此在晚明，拥有土地，往往意味着需要承担大量的赋税。到了魏忠贤执政时期，经过多年的加派，以及搜刮、带征等政策出台，没有点大的背景免税，土地的收益基本是负的。而搞工业项目的盈利虽高，但是前期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缺口的压力日甚一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资本代替了土地成为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达地区，其重要性一举超过农田。而农业则日益成为保障社会运行的一种基础产业。
因此，当王进贤提出赎买他们在乡下的土地时，他们甚至有一种欣喜的感觉，没有经过过多的讨论，就获得了他们的同意。当然，通过这种方式，王进贤并不能获得登莱地区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中国的乡村情况十分复杂，仅靠这种方式只能获得相当数量的土地。王进贤把这些土地租给无地农民耕种，土地承包，包产到户，以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粪肥、购销等方面希望能够用工业化的方法尽量降低成本，提高产出。
二、
在政治上，王进贤在山东省各地都成立了乡贤议事会，作为乡绅地主辅助政府行政的非权力性机构。经过一年的运转，登莱地区已有的乡贤议事会的工作有模有样，地方士绅借助这个机构正式参与到地方行政管理之中，从幕后走到台前，参与政治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乡贤议事会在地方上口碑极佳。
王进贤本来打算让改革加速，让乡贤议事会拥有真正的权力，比如立法权、监督权等等，但是思虑再三，王进贤还是打算暂时缓一缓。如今，各地的乡贤议事会对于太监在地方的横行不法颇有微词，若不是强大而可怖的东厂和锦衣卫的威胁，各地乡绅和地方上口衔天命的太监们必然要发生直接对抗。如果要赋予乡贤议事会以真正权力，只怕他们真的会利用这个权力去约束太监们的不法行为，那么引起地方的混乱，王进贤可就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了。如今，他们再怎么闹也是民间行为。要真是两个权力机构的对抗，王进贤还真是左右为难。
魏忠贤执政时期，是大明自朱元璋立国以来，逐渐松弛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次强化。魏忠贤及其宦官系统代表的是皇权，擅的是皇帝的权，并通过大大小小的中官将最高权力渗透到帝国的方方面面。即使有权如魏忠贤者，权倾朝野，可是等到崇祯皇帝孤身一人进宫，轻而易举的就将之打翻在地。太监治国，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其实，太监中也不乏佼佼者，甚至文武全才，治理起国家来同样可以有模有样。可惜，在历史上为人所知的往往都是恶宦。能君使能宦，能宦往往只有在能君执政时才一展身手，而能君是决不允许一个太监掌控大权的，能宦往往被能君的光芒所掩盖；而名宦往往伴随着“昏君”，与“昏君”臭味相投，往往意味着这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三、
魏忠贤恰恰是这么一个即不是正人君子、又缺乏行政能力的文盲。如果说魏忠贤不干事、或者说坏事做尽，那确实冤枉他了。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一方面魏忠贤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有着维护皇权的责任。对此，魏忠贤还是颇为卖力的。比如，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当时已经贵为“九千岁”的魏忠贤居然亲自跑去救火，十分卖力。在此事中，魏忠贤固然显示了勇气和责任感，但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掌权者，他的表现更像一个尖兵、一个勇将、一个榜样，顶多像一个救火队的队长，一个小队级别的决策者、组织者，而非一个统领天下的领袖；又比如，万历时期政治荒怠，没人管事，不但外庭如此，宫廷中也相当萧条，许多处建筑长年失修，零落不堪，内金水河也早淤塞枯涸，成了一串断断续续的死水坑。魏忠贤在宫中树立权威以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了全面修整，使得断壁残垣面貌一新，内金水河也疏浚得流清水畅。为了厉行节约，他甚至还进行过一些制度方面的改革，譬如取消后宫各长街上的路灯等等。这些伟大的业绩后来都成为内外臣工们颂扬魏忠贤的重要依据。然而，这都是些小事情，是魏忠贤目力所及之处，是他处理能力之内的事情。一旦真的摊上了国家大事，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这个伙食管理员出身的国家总理，不免显示出其能力上的低下和性格上的偏狭。比如，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的解决办法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按照明朝宫中旧制，凡内官中资深位崇者，皇帝可以加恩允许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那些有骑马特权的人每逢年节必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那些受到“恩宠”的太监们叫苦不迭，进马多以老病充数，根本无法作为战马使用。待送到辽东，更是“随至倒死者相望，军士啖马肉者比比也。”在这幕喜剧中，魏忠贤表现出来的多是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雄才大略。
国家战事连绵不断、魏忠贤及其狐朋狗友贪得无厌、皇家脸面所需的亭台楼阁及莺歌燕舞，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财富，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缺口。虽然同是擅权者，但是魏忠贤不是张居正，他根本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魏忠贤与皇权结合的结果是：政府采用了杀鸡取卵的方式搜刮民间的财富。在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财富是农业，因此，魏忠贤的手首先伸到了农业上。在加派一事上，魏忠贤同样展现出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在魏忠贤秉政时期，还真的没有什么新的正规的加派，看起来比起万历和崇祯都强上不少，但是正规加派之外的花样却不少。
魏忠贤时期最主要的加派项目是提解“税差羡余”。所谓“羡余”是地方政府在正项税差钱粮之外增加的部分，名义上是为了补充征收转运时造成的损失，实际则主要用于中饱各级官吏的私囊。对于整个官僚集团来讲，数额颇为可观的税差羡余是一笔非常重要的半合法收入。但天启六年，根据工部侍郎孙杰的建议，魏忠贤政府决定“税差羡余亦照正额之数，每两解一钱。”这个决定说明魏忠贤非常清楚官场的黑幕，把官员们的小金库加以没收，即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又不给农民添麻烦，岂不是一举两得。然而，各级官吏当然不可能把历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羡余交给国库，因此所谓的提解羡余，实际上等于在全国普遍增加10％的税收。这项加派每年大约给国库增加近150万两的收入。到了天启末年的额外税收已达六七百万两，几乎为正额的50％。人民负担之重，可以想象。
为了增加收入，阉党政府还想了许多虽无加派之名而有加派之实的办法，如“带征”，如“捐助”，如“搜括”。
带征就是强行征收各地多年拖欠之税。明代地方拖欠税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总之是拖欠面广，拖欠额大，有的地方欠税可以追溯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对于这些陈年旧账，当局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允许地方慢慢赔补，地方官员也就一拖再拖，等着有朝一日朝廷明令捐免。但天启六年，魏忠贤的财政顾问们却决定将天启元年以来各地的拖欠全部征收完毕，这等于在当年又增加了一项重税。当时有些官员为此惊呼道：“民力止有此数，足于加派必亏于正额，况兼之带征，骨尽而髓不维矣！”
捐助实际是对各级文武官员的一种强行摊派，自天启五年始。据天启六年正月的统计，已经收到宗藩、文武官员捐献的助工银83万多两。这时捐助的官员还主要是京官中地位较高的大臣，捐款数额也是认捐者自己酌定的。天启六年五月，皇帝再次颁旨，要求“在京尚书以下，在外州县正官以上，俱捐俸薪一年。”这就已经算不上是自愿捐助了，而是明火执杖式的掠夺。再后，没有任现职的在籍乡绅也要被迫捐献了。各级官僚本身不事生产，他们捐助出来的上百万两白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百姓头上，成为人民的又一项巨大负担。
搜括是指搜括库存，也就是把中央和地方各单位历年积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一些杂项钱粮搜出上交，以助殿工等费用。这些库存本来能给帝国僵化的财政体系增加一点弹性，起到某种调节阀的作用，但魏忠贤集团为了眼前急需，命令各处一切库存一律解京助工。并且提倡相互举报，每以风闻责令有关部门输纳库存银钱。到大工告成之日，中央和地方财政中积年的老本也几乎吃光了。这一行动给明末财政造成的无形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除了这些政策性的手段，还包括制造冤狱、抄家收税、收受贿赂等敛财手段，这些手段简单粗暴，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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