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的东林党迎来了她的巅峰时刻，天启三年，伴随着癸亥京察中高达300多名中央官员被清洗，在中央和东林党不太对付的官员被清扫一空。结束了朝廷内的争斗，清除了所谓的“邪党”，统一了群臣们的“东林党”，终于有了闲暇的功夫团结对外，他们集中火力转向了内廷的擅权者——魏忠贤。在此以前，对于魏忠贤的弹劾，都是零星的、个人性的行为，或者是对事不对人的。
但是在天启四年发起的进攻则完全可以看做是一次全面的总攻，诸多弹劾的牵涉面之广、数量之多都是以前的弹劾所无法比拟的。而充当这一次进攻急先锋的就是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启四年六月一日，左副都御史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他的二十四大罪状，并要求对魏忠贤进行严惩。在东林党人指斥魏忠贤的奏疏中，杨涟疏内容最丰富，也最有代表性。王进贤将这24条一一陈列，24条罪状可以归结为三个大方面的问题：第一类是指责魏忠贤不让东林党人觉得是好人的人当官，却让他们觉得是坏人的人当了官；第二类是指责魏忠贤在后宫胡作非为；第三类是指责魏忠贤干了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综而总之，其核心观点大约只有一点——擅权——擅天子之权。皇帝一个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思想权威和神权于一身，如此集权专制，谁擅了皇帝的权，谁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虽然不涉及国计民生，也的的确确是天大的事情。
和西欧相比，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国不信教，出世的传统很盛。因此，根本不需要德国马丁?路德那样的宗教改革来做社会政治变革的幌子。中国的症结在于君权权力过于集中，包括思想上的桎梏都与之相匹配。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把圣母、耶稣及各种圣人变得平民化、生活化开始的。但是在中国，依旧没人敢拿皇帝开玩笑，没人敢把皇帝画的萌萌哒或者憨态可掬，更没人敢把皇帝作为装饰人物；即使在服装等级制度形同虚设之后，也没人敢穿黄色的龙袍；马丁?路德可以获得德国人民的支持、不满教皇权威的诸侯暗中保护。但是中国的何心隐和李贽根本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惨死在封建专制的屠刀之下。因此，中国在经历心学的思想解放之后的反封建斗争，明确而突出的表现为对抗皇权的政治斗争，根本没有、也无法隐藏在宗教改革的面纱之后。东林运动及其在朝堂上的影响——封建皇权和在相权被废除后、以吏部为代表的政府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体系内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他们实际上的斗争对象实际上并不是魏忠贤，而是他们本来无意去斗争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大利益获得者——皇帝。杨涟等人，用他们的鲜血——一次次的失败，促使他们了事情的真相，并逐步认清了问题的本质，不得不一步步摆脱理学的束缚，把矛头逐步转移到至高无上的皇权，并逐步把获得能和皇帝分庭抗礼的权力作为斗争的目标。
杨涟的劾疏虽然攻击的对象是魏忠贤，实际上却是对皇权的斗争，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在杨涟奏疏的鼓舞下，朝堂的群贤对魏忠贤发起了总攻。在六、七、八三个月中，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蜂拥而至，联名的、单署的竟有七十余章。在各劾疏上署名的不仅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还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等朝廷重臣，以及地位较低的京堂、部属，连陪都南京的官员们也加入了攻击魏忠贤的行列。有些衙门是首长带头集体署名，共同指责魏忠贤的大逆不道。八月，国子监（即国立中央大学）以署祭酒（代理校长）、礼部右侍郎蔡毅中为首，包括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等教职人员联名上疏，对于魏忠贤作孽而由皇帝代为受过表示“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叹不已”，请求皇上“憬然悟，赫然怒，雷震之威，加以三尺”，对魏忠贤依法治裁。他们甚至几次打算在宫门外组织群臣进行静跪请愿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才没有实行。
此时的魏忠贤已非昨日的吴下阿蒙，在他的门下已经聚集了一批政坛失意者——比如阮大铖，和政坛投机者——比如霍维华，这些人为魏忠贤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技巧。在顶住东林党人的一番猛烈进攻之后，魏忠贤开始进行有秩序的反攻，终于把东林党人全部清洗出朝堂。
六月十七日，工部郎中万燝被明旨批驳，当天中午，锦衣卫按照圣旨要求对他施行廷杖，万燝被抬回家里后十几天就含恨死去，成为讨魏斗争中的第一位罹难者。
六月二十日，内廷突然又传旨要廷杖巡城御史林汝翥，原因仅仅在于他在巡城时惩戒了两个犯禁的宦官。从当时的情况看，林汝翥算不上与魏忠贤集团有什么特殊仇恨的人。但他的地位却颇为特殊，因为叶向高是他的舅舅。由于有万燝被群阉殴打至死的前车之鉴，林汝翥听到廷杖的消息后立即潜逃出京。在林汝翥潜逃期间，魏忠贤组织了上百名太监围住叶向高的住宅，以搜捕林汝翥为名，闯入叶向高的宅邸，甚至直闯内室，闹得叶家鸡犬不宁。身居首相而遭此凌辱，叶向高无力回天，只能以辞职来抗议。七月，他以老病为由，疏请退休还乡。朝廷一般对于这类例行公事式的辞呈，一般并不认真对待。比如袁可立曾七次上疏请辞，都被温言慰留，若不是他本人去意已决，根本不会去职。叶向高自天启元年再次入阁，辞疏也上过数十份，同样被温旨慰留，不予批准。然而这一次，他的辞职报告却立即被批准了。
叶向高罢相后的一段时间，朝廷上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攻击一浪不如一浪，终于没有了声息；魏忠贤也暂时没有采取其他报复行动。但在实际上，朝中的政治局势却正在急剧变化着。魏忠贤没有在东林党人强大的攻势下垮台说明了很多很多，不但“邪党”分子——如徐大化，认清了形势，开始向魏忠贤靠拢。就连原本未介入朋党之争甚至本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的大臣，也纷纷投向魏忠贤，大学士魏广微、顾秉谦，侍郎黄立极、周应秋等人都在此时加盟魏党。阉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正是这时候形成的。而这样一个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他们就要为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行动了。
十月中旬，阉党开始了对东林党的猛攻。攻势首先由御史陈九畴在推举山西巡抚的问题上发难，抨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吏部员外郎夏嘉遇朋比为奸，举用私人，并且暗示魏、夏的后台是赵南星和高攀龙。宫中的反应极其迅捷，显然也是事先就有安排，立即降旨：魏大中、夏嘉遇、陈九畴等“奏揭纷嚣，成何政体，各降三级调外任用。”【1】这是很重的处分，但实际上魏、夏自此一蹶不振，而陈九畴不久就官复原职，后来反而加官进爵。圣旨同时还指责赵南星、高攀龙“朋谋结党、淆乱国是”。赵、高二人依例立即提出辞呈，而宫中也就毫不客气地同意两个人回籍休致。继任首辅的韩爌以下多人疏救，但全无结果。东林强硬派中地位最高的两大支柱仅在数日之内就被拔除。
十月十六日、十八日，赵南星和高攀龙先后被罢免。二十三日，皇帝又向群臣发出了特别上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声明。这一特别上谕是天启朝政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原来高踞庙堂之上、声威赫赫的东林君子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祸国殃民、死有余辜的国家公敌。上谕乃是金口玉言的圣上的最新指示，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对政治局势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从此以后，东林党人纷纷落马，而朝廷则逐渐完全成了魏忠贤的天下，成了阉党的天下。
十一月初一日，陈于廷（吏部左侍郎）、杨涟、左光斗因“怙其稔恶”被革职为民，并追夺诰命。
十一月十九日，首席大学士韩爌被迫退职。
十二月，邹维涟、夏嘉遇等数十人被撤职、革职，一些人被逮捕、传讯。此后陆续被革职、被逮问的还有更多的人。
与驱逐东林相配合的，是起用大批东林的反对者。十一、十二两个月先后起复、晋升徐大化、霍维华、崔呈秀、陈九畴、阮大铖等数十人，以充填东林散去后留下的空缺。当然，阉党一时还找不出那么多的自己的党人，因此这其中也有不少曾经有过反对东林人士的举动、但是实际上并不同意阉党作为的大臣，并非都是阉党的死党。天启五年初，排挤东林党人与起用提升东林的反对派这样一个双向运动仍在大张旗鼓地进行。
【1】吴应箕《两朝剥复录》。
二、
魏忠贤终于全面掌权了。作为阉党在地方的重要成员，王进贤掐算着时间，给魏忠贤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以期全面巩固阉党在山东省的权力。
第一，合并登莱与山东，推荐马士英任山东巡抚；
第二，废除漕河总督，恢复漕河总兵一职，推荐童仲揆为漕河总兵；
第三，改登莱镇为山东镇，兼管辽东半岛军事，王进贤自荐总兵。至于东江镇就算了罢。鉴于毛文龙的强硬态度，想要动东江镇就必须扳倒毛文龙，但是考虑到东江镇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王进贤还不想去桶这个大脓包，搞得脓水横流，给自己添麻烦，自己要忙的事情多着呢，先让他在那里呆着吧！
第四，推荐孙昌龄出任总督运河一职。
随信附上的是大量的金珠财宝，以及座钟等新奇玩意。随着魏忠贤地位和权力的膨胀，王进贤隐隐预感到仅仅凭借老兄弟的旧交应该已经无法打动魏忠贤那开阔的见识和难填的欲壑了，天天在金山玉海、巴结奉承中行走的他，早就丢掉了仅剩的淳朴，旧交固然可贵，但是没有新的粘合剂，长此以往，旧交往往不如新欢。好在魏忠贤既讲义气，也讲商业道德，只要收了你的钱，而且感到分量足够，你所求之事不管是多么的无理，他总会想方设法帮你办成。这也算是一种逻辑、一种道理，可惜这种逻辑和道理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要求的。
果然，魏忠贤收到信之后，对于自己这个二弟如此懂事，又如此忧国忧民，大为感动，他在回信中居高临下的表示：这些事情他会尽力去办，不成问题，不过还需要等待时机。信中的其余部分则充斥了志得意满的狂喜，一种打败对手的成就感和快乐。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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