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京师，紫禁城。
文渊阁内，杨嗣昌正是愁眉不展，这次清兵入关肆虐各地，前所未有的达到半年时间，这国事糜烂的，一直让他愁白了头。
作为崇祯皇帝的绝对心腹，本来这次内阁首辅刘宇亮狼狈下台，按说他来坐这个位置是十拿九稳，但是，一个原因是他本身入阁就是皇帝临时提拔于“流外”，不属于祖宗制度的翰林出身，在这点上，就是先天底气不足。第二个，由于杨嗣昌一力主导“攘外先安内”的政策，以此出发点上，甚至不惜和关外私下谈判言和，结果事情败露后，他就是罪魁祸首，由此遭受到了满朝满野的攻击，闹到现在，他的名誉可谓是迎风臭十里。
于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代首辅的大位居然被薛国观一屁股的坐了上去。
其实作为崇祯皇帝的肱骨之臣，作为阁臣，杨嗣昌一心为国，倒也不是那么在意自己是否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在这个糜烂的朝野中，杨嗣昌心力交瘁，饶是他一力想补天，但是国势愈发的日薄西山。
如今的朝野，想办点实事，首先要有党。
明朝的党争斗争，无时不在。
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这个末世时代的官员，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
在天启年间还好，因为有着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党，死死的压制住了什么东林党、浙党···种种文官的“挖国之基石”的速度。
到了崇祯皇帝手中，因为自诩是明君，一举打倒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宦官，由此天下称颂，满朝大臣谀词如潮，硬是把崇祯捧成了“千古一帝”。
由此，皇帝是飘飘然，但是他没有美半年，就发觉上当了，因为从此以后，天下文官的嚣张气焰再无人能治，天下的事情，这些文官也没有几样能办好。
国朝每年花了无数的钱粮，硬是养了无数“尸位素餐的国之蠹虫”，那还不如早先皇帝的亲信太监还能办点实事···。
于是在后悔中，皇帝又是启用了大批的亲信太监到处出去监军、镇守，然而事情已经不可挽救。
先前万历皇帝、天启皇帝手中太监掌控的财源已经生生的被文官集团瓜分干净，再也难以收回一个铜板的利益。
不论是内政还是对外，这些糜烂的文官皆是束手无策，所以崇祯皇帝对于这些文臣太过失望，由此在他手中，文臣大员“坐庄”的轮换速度是快捷无比，对于杀一些文官也是不手软。
自古有云：“千里做官只为财”。给崇祯干活，主子的态度是严厉无比，动不动就获罪下台，倒霉的还要被杀头。
还让不让人好好的作威作福，好好的为自己捞钱了？由此，皇帝得罪了无数的文官，在私底下，有些文官甚至开始愤愤的暗骂皇帝是“民贼、独--夫”。
在这个颓靡的官场中，人人做官都是有心得，套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别亲”。
正因为如此，杨嗣昌想干点什么成绩出来是艰难无比。
出于朋党的利益，朝野中的官员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他们惘顾有些政法是否真的利国利民，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作为阁臣，杨嗣昌经常要居中调停，还动不动就弄得里外不是人。
谁叫杨嗣昌是“孤臣”呢？
作为孤臣的杨嗣昌，干点事情更是不容易，比如他提出了和关外暂时言和，朝廷集中精力腾出手来先解决国内流匪实际问题的主张。
这个主张在如今的大条件下，其实真的无可厚非。
但是，朝野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国朝的未来和利益。
对于杨嗣昌加塞，不用排队就入阁，朝野上下早就嫉妒如狂。
于是他们就抓住了“大是大非”、“政治的极端不正确”的由头，群起攻击。
这些道德君子，个个口沫横飞，跳着脚大骂不休，极力反对“议和”，杨嗣昌的政策一出就仿佛是挖了他们家的祖坟那样的恼怒。
一面他们攻击杨嗣昌对于国内剿匪的铁血政策，不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另一方面他们强硬的表示，天朝大明对关外满族是充满了绝对性的优胜，对于关外胡虏的“抚议”，是卖国、是让祖宗蒙耻。
这些“政治正确”的标兵既不愿抚议，也不愿自己亲自上阵杀敌，总是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
结果，杨嗣昌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朝廷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清兵一入关，又眼睁睁的看它们死灰复燃。
甚至现在有的人，以为杀一杨嗣昌，万事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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