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除夕日。清晨，各处城楼的五更鼓响过后，沉睡的京城苏醒了过来，城内各处街道纷纷出现了行人，除了底层小民为了生计而忙忙碌碌，各个大小的茶馆，酒楼又是人员爆满。虽说这些年年景不好，京师流民云集，但并不影响皇城那些富裕阶层那不变的奢华生活节奏。
紫禁城东暖阁里，在地龙炭火的缓慢又持续的加温下，整个阁里温暖如春，但是在内几个当值的太监和宫女却是如处冰天雪地，浑身冰凉，脸色煞白，低头垂目，大气不敢吭一声。
无他，虽然今天是过年，但是勤政的皇爷每日就没有休憩的时候，而且此时皇爷的脸色格外难看。只见一个红木屏风前面，摆着一张御案，上面堆满了奏章。御案前，就坐着当今的崇祯皇帝。
“砰”一声，年青的崇祯皇帝猛然把手里的茶杯砸了粉碎，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吓得那几个当值太监宫女纷纷跪地，把脑袋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赈灾，赈灾，又是要求赈灾！”
崇祯看了看案上堆积如小山般的各地奏折，心烦意乱，这些奏折他每天必须看，而又实在不愿看，不敢看，恨不得一脚踹翻了案桌。因为每天各地报告上来全是坏消息，一开口不是要钱要粮的奏折，就是饥民造反，官军兵变的事情，那心情如何好的起来？他起身来回走动，只是面色铁青。
也难怪崇祯烦恼，自他登基以来，大明各地就没有过什么好消息。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各地的灾祸似乎是没断过地样子。这天灾还杂着人、祸，不说各地流民造反，就是关外鞑子也屡屡入关趁火打劫。就拿今年来说，整个大明北方又是大规模的旱灾，秋后普遍欠收，期间鞑子十万大军入关，掳掠千里，生灵涂炭，造成流民无数。
尤其让他恐惧地是，除了年年必定闹灾的河南和陕西，今年居然连被视为国家粮仓的湖广都发生饥荒。地方奏折上描绘的饿殍遍地，流民失所，这是个让人绝望的坏消息。
对于湖广的饥荒，朝中大臣上书曰：“一岁皆空，千里如扫。民穷盗起，势所必至。今日以抢夺告，将来必以强劫闻矣！湖广之间无奈乱乎？”
都说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还遇顶头风！崇祯继位之后，天启朝还能维持的国家财政很快就破产，收支严重不平衡，户部焦头烂额，面对建州女真的咄咄逼人，接踵而来的流寇、大灾荒，从来不得一刻安定。崇祯手头上一点内帑，也不知道多少人打主意，得不断的拨出去应付紧急情况下的军事开销，以防止大局崩溃。
面对如此恶劣情况，朝中衮衮诸公个个痴呆如鸭，要说有什么针对性，解救危局的良策是一项没有的，除了叫苦就是伸手要钱要饷，更多的是卖直哗众取宠，博得清名。
汉家历来的传统就是，如果天下出现什么水灾、旱灾、地震之类地灾祸，不是朝中有奸邪蒙蔽圣听，就是皇帝德政失修，于是很有些科道言官和朝中大臣借此做文章。
自然，朝中诸公谁人肯承认是自己的错？每次朝廷收到重大“乌鸦”的消息，这些国之柱石就犹如捅了马蜂窝一般纷纷挽起袖子，气运丹田，接下来就是口沫横飞，一波上书潮就开始了。按照后世的话来形容，就是愤怒满值，火力全开！其中我攻击你，你攻击他，有的家伙为了博取清名，胆大包天的居然攻击到皇帝身上，总之就没有一个大臣肯出来负责的！···，一番推诿、扯皮、泼脏水后，闹剧到最后，这些朝中大臣有志一同，最大的黑锅无疑是皇帝背了。
崇祯年少登基，青年治国，一向勤勉有加，力图中兴。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大抱负，有着天子最尊崇身份的他来说，下罪己诏简直把他自己往年呕心沥血、宵衣旰食的勤政完全否认，一向刚强的崇祯帝面临天下崩坏的局面，最终在去年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难堪的一步，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
饶是如此，老天照旧还是不赏脸，整个大明的国势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让他情何以堪？论起内政军事，朝中诸公个个尸位素餐，论起要官要禄，个个争先恐后。越是如此，就越是整个大明国朝沉重的担子全压到了他一个人的肩头上。
面对各地纷纷上报要钱要饷的奏章，崇祯皇帝焦头烂额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大的原因是国库枯竭，哪还有钱粮赈济灾民，下拨军饷？
在阁里踱着步子走的崇祯轻轻叹了一口气，未老先衰的脸上满是疲倦之意。这么多年下来，他可谓是彻底认清了大明文臣的嘴脸了。不说其他，就说灾荒，只要一发生灾害，各地官员只会伸手要钱，要不就是跳脚骂人。要钱，要粮，哼，崇祯如今也是知之甚深，不说这钱粮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筹集，有时候就算有可怜的一点钱粮下拨，那多半也是进了各级官员的私人腰包。
崇祯如今最后悔的就是年少登基时受了东林党人的吹捧和欺骗，如今悔之晚矣！原因无他，东林党人代表了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说是“不与民争利”，这个“民”自然是被这些士大夫阶级代表了，如此便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只能依赖于普通的广大农民。
万历朝和天启朝就有的矿税，商税，布税，茶税，丝绢税，市舶司税，通过税等等税，总之这一切到崇祯的时候全被众正盈朝的东林党取消了。
如今的崇祯帝也是进退两难，国家财政崩溃，就只能加大对农民的税收，如此灾年，加大税收，在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加码之下，只能是官逼、民反！如果转头学习天启哥哥和万历爷那样在士大夫阶级头上收税，那就肯定是群体反弹，这些笔杆子摇起来，一个“夏桀商纣”的昏君名头是跑不了的，而且自己只手难敌众手，随着朝廷震荡，在这些宗室、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联合攻击下，自己说不好还有下台的可能。
古代君王称孤道寡，可不就是这样？孤家寡人一个，崇祯也就只能依靠自己身边的家奴了，比如那些太监。
虽然国家财政崩溃，但日子还是要过的啊！在朝中大臣的异口同声之下，崇祯无奈下达了增加田赋的征收政策，当然了，这些税收自然还是加到大明广大自耕农身上。
总之，崇祯登基以来，为了避免大明江山的崩溃，前后下达了三饷征收，照理说朝廷最高时期岁收入应该达到2100万两白银。
但2100万两只是纸面上的预算，实际征收到的不足六成。其中大量税赋被各级官吏和土绅侵吞漂没，大明各地拖欠朝廷税款更是司空见惯，比如以崇祯6年为例，单单盐课税收就欠到320万两，官绅名下的田赋更是大部分收不上，著名的一省一年才十几两的茶税就不说了，而农民是加剧破产。
所以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国朝就这点收入，其中光是每年辽饷就要支出三百六十一万两。
说来崇祯皇帝登基以来，也是有过一次致富的机会的，那就是没收魏忠贤的财产。但这笔财产也就一百多万两，在国朝入不敷出的巨大财政压力面前，在飘摇的江山带来的巨额“无底洞”般的军费支出面前，那点家产早就被文臣掏个精光，即使崇祯是一国之皇帝，这小日子也是苦苦的熬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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