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战乱粮食困乏，不少军阀因无粮而被迫罢战，或以桑椹、枣、甚至人肉为生（注1）。曹操尚节俭，加上用崔琰、毛玠选拔清廉正直之士，社会风气曾变。卞皇后也效法，其左右史称“菜食粟饭，无鱼肉”。
但曹操si后侈奢之风渐长，西晋时更有石崇与王恺斗富，何曾父子日食一两万钱。这大概是让人知晓其通饮食，因为这是衡量家世高低的标准之一，曹丕曾下诏：“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见《太平御览》卷689引《魏书》）何曾著的《食疏》为时人效法，虞悰就凭此指出豫章王萧嶷宴席中的不足，是因为缺少用黄颔蛇制作的肉羹（见《南齐书．虞悰传》）。
节日也有特定的饮食：元旦饮椒酒和柏酒、桃汤、吃五辛盘（五种辛辣味的凉菜）；寒食节不动烟火（曹操改革，变一个月改为三天）吃醴酪（糖杏仁麦粥）及其他预先做好的食物；端午节吃角黍（粽子）；重阳要佩茱萸、食蓬饵（米粉糕）、饮菊花酒
道教徒认为人体里有三尸，常居人脾，是的根源。三尸是靠五谷的谷气生存的，所以要“辟谷”（不食五谷）。故只能食菌类、蜂蜜、枣类等；匪佛笮融曾“多设酒饭，布席于路”，当时佛教徒应还没禁酒；吃的是三净肉（自己不杀、不叫他人杀、没亲眼看见杀）。
玄学兴起，服食养生就是其体现的思想之一。何晏食五石散之因，就是要达到他所讲的“亦觉神明开朗”（服散后容光焕发的外表，体现出的内在精神活力）。稽康的《养生论》指出：“终朝未食则嚣然思餐，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涤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忧虑则达旦不嗅。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燥于中而形于外，犹昏君于上，国乱于下也。”即的需要只是精神的附属。但后期发展至服药的极端，皇甫谧因服寒食散过度，弄至多次想自杀。鲁迅把当时文人服食的风气称作“魏晋风度”。
餐厨具
殷商时贵族已大量使用玉制品与象牙杯，更有漆器出土，但平民则还停留粗陶和竹、木食器当中。直至晋代以前受阿拉伯高脚桌椅进食的影响，人们还是
处于“席地而坐”的案。随着陶瓷业的发展，日用陶瓷慢慢普及至逐步取代竹木餐具和粗陶制品。髹漆业的崛起，餐具又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根据朱然墓的出土漆器，可以显示出南方已能制作盘、耳杯、槅、盒、木匕、壶等餐具，其中尤以宫闱宴乐图最能形象化地分映出当时的宴乐情况；文学作品有曹丕的《芙蓉池作》及曹植的《公宴》等作参考。西晋时更有琉璃用具（注2）。
现在发掘出的汉代冶铁遗址中，炼铁炉所用的燃料中就有原谋与煤饼，也就是说有可能当时人们已用石炭来烧饭。
战国以前用的多是地灶和单眼的陶灶，汉代时多火眼陶灶就被使用，一炉多用省时省能。1983年在广州象岗的南越第二任国王赵昧墓中出土了两个呈凹字形的青铜烤炉，烧烤配件非常齐全：悬挂大件烤物的铁链，烤串肉的铁钎和烤乳猪或三鸟的铁叉（三齿、二齿叉各一），同时出土的有乳猪、鸡等的残骨，烤乳猪的发源地应是岭南。
烹调方法
《太平御览．饮食部》诸卷收录了不少古人的烹调方法、案例，解释则见于其引录的《说文解字》。现节录几个重点：
羹就是把肉与菜全都煮在一起，近似浓肉汤的古老手法。一些难煮的食物也应用于此，陆机《毛诗草木疏》曰：“梅，杏类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啖。煮而曝干为苏，可着羹臛中。”也有一个成语是发生在东汉灵帝时：刘宽没有怪责弄脏其朝服的婢女，“羹污朝衣”，就是形容为人宽厚恕人的性格。
烩就是把肉细切，主要是应用在鱼身上，即鱼生。华陀替陈登治病时，陈登吐出胃中之虫及生鱼脍。仙人介象则认为鲻鱼为最美味的脍鱼。
脯就是用各种调味品制成的腊肉。葛洪《神仙传》收录了左慈请刘表犒军三杯酒、一片脯的个案。不过最有名的恐怕是程昱的人脯。
鱼鲊就是盐水煮的鱼。孙皓时有一盐池司马叫孟仁，他捉鱼后制成鲊给其母，其母劝儿子应避嬚。
炙是最常应用的方法，即明火烧烤。顾雍之孙顾荣曾与同僚宴饮，发现上菜者渴望一尝炙肉，便施赠予他，其后这哥常帮助他。《世说新语》就有顾荣施炙这一典故。
名菜单
汉晋间有三个见于文献的菜单可作参考：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枚乘的《七发》、曹操的《四时食制》。
《盐铁论．散不足》中列举了西汉前期出现于食肆中二十款时尚食品，包括：扬（牂，即烤羊羔)、豚（烤乳猪）、韭卵
（韭黄抄蛋）、狗[月习]（切片酱狗肉）、马朘（红烧马鞭）、煎鱼（豉汁煎鱼）、切肝（白灼猪肝）、羊淹（腊羊肉）、鸡寒（冷盘酱鸡）、挏马酪（酥油）、酒（酸马奶酒）、蹇捕（野猪火腿）、胃脯（酱肚酱肉）、胹羔（焖烧羊羔）、豆饧（甜豆腐脑）、白鲍（白灼鲍鱼）、甘瓠（甘脆泡瓜）、热梁和炙（糯小米叉烧烘饭）
还列举了汉代民间（主要是地主和商人）摆酒宴的七款例菜：胹鳖（焖炖甲鱼）、脍鲤（溜鲤鱼片）、麑（红烧小鹿）、卵（煎溜鱼子）、鷃鹑、橙、枸（炸烹鷃鹑拌橙丝、枸酱）、鲐（河豚）、鳢（生鱼）、醢（肉酱）、醯（酸酱，也就是用肉酱和酸酱拌吃河豚或生鱼）
枚乘的《七发》主要用意是激发楚太子对生活重新产生兴趣，从而医治其精神病，其中一发就列了当时的九款“至味”：“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色嫩甘美的小牛肉,配着嫩脆的笋尖和蒲心）、“肥狗之和，冒以山肤”（夹着爽脆石耳的肥狗肉）、“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云梦泽的香粳米，拌着松散的菰米饭，又黏又爽口）、“熊蹯之臑，芍药之酱”（柔韧软糯的焖熊掌，蘸着五香的鲜酱）、“薄耆之炙”（串烤兽里脊）、“鲜鲤之鱠，秋黄之苏”（新鲜鲤鱼片烩溜黄熟的紫苏）、“白露之茹”（打过霜的菜苔）、“兰英之酒，酌以涤口”（用兰香酒来荡口，齿颊留香）、“山梁之餐”（肥美卤山鸡）、“豢豹之胎”（香软的炖豹胎）
曹操的《四时食制》散见于《太平御览》及《初学记》，为严可均辑录整理进《全三国文》卷三内，讲十四种鱼的产地和食用方法：郫县子鱼可为酱、[鱼瞢]一名黄鱼，骨软可食、蒸鲇、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之鲸鲵、萧折鱼，海之干鱼、发鱼，带发如妇人，白肥，无鳞、疏齿鱼，味如猪肉、鳣鱼，黄肥，唯以作酢
顺道一提，《后汉书．方术．左慈传》记录，曹操曾叹宴中没有吴松江鲈鱼及蜀中生姜，可见两者在中原是挺有名气的。《异物汇苑》记有“陈思王（曹植）制驼蹄为羹，一瓯值千金，号为七宝羹。”
食物品种
主食寻常百姓日常主食为素食，西晋潘岳在《闲居赋》中称：“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就是说明过年、过节时才吃肉。
南方的主食以水稻为主；北方则以大小麦、豆（注3）为主。当时米已有优良品种，如曹丕所赞的新城稻：“江表惟长沙名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也！上风炊之，五里闻香。”（见《太平御览》卷839引《魏文帝与朝臣书》）；袁准所赞的河内青稻：“河内青稻、新城白粳，弱萁游梁，濡滑通芬。”（见《北堂书钞》卷>
麦饭以麦蒸制而成，因价格低廉故为百姓所食用吴孟宗以此为主食（见《太平御览》卷850引《孟宗别传》）。
除了用大小米煮粥外，也有以豆来煮，详见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麦粥则是以未磨的整粒麦子而煮，这些麦屎粥多为穷人或守丧者所食。
七十年代初在在甘肃嘉峪关出土了一组汉代画像砖《庖厨图》，当中有仕女揉面和手持托盘奉包子的图像，其它的还有持铁叉烧烤图、切肉串。崔寔的《四民月令》中提及：“齐人……以曲为蒸饼样，团枣附之，名曰枣糕。”
汉代统称面食为饼：把调味好的面团压平至圆扁形，再放在烤炉上烤至酥脆的称作烧饼；用甑锅蒸熟的包子称作蒸饼；用水煮的面条或云吞、水饺称作汤
饼；面团放在平底铁锅上加油煎熟称作烙饼；用米粉或面粉发酵加糖并把枣、栗、芝麻等放在甑锅上蒸成松糕的称作饵（扬雄《方言》：“饵谓之糕”）。
随着蜂蜜、蔗糖、麦芽糖、枣、果仁、豆沙、芝麻、姜、葱、蒜、奶油、猪油、植物油、鸡蛋、面粉、糯米粉、黄米粉、籼米粉、薯粉、豆粉等原料的调配运用，再加上炭炉、铁锅、蒸笼等的出现，令汉代糕点的品种得到飞跃的增幅。
曹睿曾怀疑何晏面色白润是傅粉之故，便在盛暑时赐予热汤饼给他吃。
1961年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豆腐作坊图可以证明当时已有生产豆腐及豆制品的能力，汉代的豆饧（甜豆腐脑或甜豆浆），在《盐铁论．散不足》中被称为时尚美食，这反映出豆腐在西汉前期面世不久，传说豆腐是美食家淮南王发明的。汉代已有石磨，做豆浆非常普遍。煮豆浆时豆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会凝聚成一层膜，捞起捊在锅面上的膜后晾干就是腐皮或腐竹。
酒在夏时已出现，其它菌发酵的食品如泡菜（菹）和以黄豆或蚕豆所制的酱也随之出现，酒也发展至有澄（清）酒（久酿滤去酒糟的米酒）、醴（又称醪）酒（以糯米短期内所酿制的连糟酒）及香酒（用郁金香或香茅草加进米酒内浸泡，用于宫廷宴饮及祭祀）。周代“八珍”之一的渍即是香酒牛肉。
至三国时更有葡萄酒、甘蔗酒（注4）、乳酒。曹丕就曾下诏说：“（蒲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饣肙]，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糱，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见《艺文类聚》卷87）
（本章未完，请翻页）当时的名酒首推以酃湖水酿制的酃酒，《续汉书．郡国志四．长沙郡条》引《荆州记》云：“有酃湖，周回三里。取湖水为酒，酒极甘美。”左思的《吴都赋》云：“飞轻轩而酌绿酃，方双辔而赋珍羞。”司马炎平吴后以酃渌酒作为战利品，献于太庙。两者皆可证酃酒在当时的地位。
虽然曹氏父子酷酒，曹操更留下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名句，但因为酒需要耗费大量粮食，东晋时某郡断酒一年就省米百余万斛（见《全晋文》卷24）。曾深受粮困之苦的曹操和刘备都下达过禁酒令，孔融、徐邈曾犯禁。吴的王蕃更因酒而为孙皓所杀。刘备受简雍之劝后大概已解除；襄樊战后曹操以酒庆功，迟至建安二十四年时已解禁。吴则是官方专卖，长沙走马楼吴简可见“酒租钱”一词（注5）。期后竹林七贤更把饮酒风气推至。
上海博物馆有一个东汉的青铜蒸馏器，经试验至今仍可蒸馏出酒来。
茶在《诗经》中的《尔雅》、《谷风》等篇可见，异称也包括槚、茗、蔎等。据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这是古老的传说。现代学者则认为茶起初是药用，后来才在药用的基础上发展成以饮用为主。
《华阳国志．巴志》提及过武王伐纣后以日作封国，茶即是其中的贡品之一。产茶地区遍及涪陵郡、什邡县、南安县、武都县和平夷郡等。附带一提，槚通葭，蜀人谓茶曰葭萌（茶茗）。
扬雄这黄门郎写的《蜀都赋》中有“百华（花）投春，蔓茗荧翠”一句；湖南长沙马王堆驮侯墓出土随葬品的清单中有茶叶，可见西汉时茶已是四川和湖南官宦人家的饮料。
《茶乘》卷二引《广雅》（三国魏人张揖所写）中就提及：“荆、巴间采叶为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引华佗《食论》曰：“苦茶久食益意思。”即北方人以茶为食品。
韦曜不善饮酒，故在孙皓的宴会以茶荈代酒则说明茶已登到孙吴的帝王之宴中。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卷八中曾评论：“蜀饮酒之风，似不及魏吴，当由饮茶之风特盛於蜀，茶足以代酒故也。”
至西晋时，左思的《娇女诗》能一定程度上的反映时人的心态，陆羽的《茶经》就节录了全诗中的十二句，当中犹以“心为茶[上艹下舛]剧，吹嘘对鼎[钅历]。”这句最为传神，描写出她是如何的急于喝茶。
调味品约五千年前古人就已懂煮海为盐,《商书．说命》中已有提及人们以盐作调味料的句子；“若作和羹,尔维盐梅”。
《礼记内则》云：“栆、栗、饴（麦芽）、蜜”，这句话反映出人们已懂得从天然果实中得到甜美这口感，后来也加入了甘草与甘庶两个来源。蜂蜜也从野蜂转变成驯养的家蜂。
从战国开始,姜、肉桂、八角、草果、山萘等调味料与酱油一起腌制的卥肉也誔生了。
曹丕曾下诏说：“新城孟太守道蜀猪、羊、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饴蜜，以助味也。”（见《北堂书钞》卷147）“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甘蔗制的冰糖）乎？酢且不如中国。”（见《太平御览》卷971引《魏文帝诏群臣》）
岭南风味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的食物与马王堆出土的差不多，只是多了大量海鱼、螃蟹、蚬、蚌、蛤等水产，也反映出广府菜水产品比重大这特色。广东人称作“天上人参”的禾花雀，遗骨也能在南越王墓中找到，证明当时岭南人已吃野味。
吴末人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异物志》不仅是一本收录临海郡物产的方物志，实际范围是东南沿海浙闽（古代越人的生活范围）台湾一带。所罗列的不仅当地特有的果藤、飞鸟、鳞介、竹木等，比方：海参“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句黾][虫辟]（一种海龟）“味如鼋，可食。卵大如鸭卵，正圆，中生啖，味美于诸鸟卵”、般肠竹“为笋殊味”；还讲述其食法：蜈松“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桄榔木“皮中有如米粉，中作饼饵”、[鱼辰]鱼“好作羹，滑ei，似饼”。
《南方草木状》姑且不讨论是西晋人嵇含所撰还是伪造，但确实反映出唐宋以前的当时面貌,草、木、果、竹四大类当中有很多可供食用，例如龙眼、椰子、荔枝、甘庶、甘薯等，其中甘庶还是交州进贡皇室的特产。书中还提及加工方法如豆蔻的干制“曝干，剥食”、槟榔“并壳取实曝干之，以扶留藤、古贲灰合食之，食之即滑ei”,也有被制成蜜饯果品如益智“子内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为糁”。
市集
这里说的基本是以附设在都城、州、郡、县城以及军镇中的“市”。边境上的互市、交市不在讨论之列；农村的就算有也还不是固定的。像吴都建业，因水利交通发达才会照顾船只的需要，左思的《吴都赋》就有一句：“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边境之地，在城外的市集，规模也不算陆逊军曾造成石阳市集有过千人的伤亡。
从规模性质来分类，可分大巿、小巿、草巿和专业化的巿四类。
草巿开始时是自发性质，日后被官府接管，多在城外，与里巿的分别在于没有巿门。
大巿与小巿的区别,多数是大巿为官立而小巿为民立。《通典．卷11．食货》云：“（东晋至陈）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而三国时的大巿，以建业做例：“京师四巿，建康大巿，孙权所
立；建康东巿，同时立；建康北巿，永安中立”（见《太平御览》卷827引《丹阳记》）。杨宽先生所写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东吴建业贵族的里和重要的巿皆设于御道以南的秦淮河流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建业发达的水上交通，另一方面也是便于把大巿与小巿居分出来，放在突出的位置中。
地方大巿多指州郡所在地的巿；县城的却多数为小巿。不过无论大巿还是小巿，建成后便需置于官府管理。日后南齐东昏侯于宫宛立店肆“模大巿，日游巿中，杂所货物”说明大巿的规格高于小巿，交易范围及规模也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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